克強總理已經離開我們一年多了，他的過早逝世是中華民族巨大的損失，可以說是為國為民操勞過度而捐軀。至今我還是懷念他為國家民族富強做出的不朽貢獻和文化遺產，那就是行大道民為本利天下的大智慧！
2013年，在山西二建轉發的這篇文章和傳遞給總經理的信件，此情此景依然歷歷在目清晰可見，那正是山西二建發生根本變化的關鍵時期，即改制、信息化和特級資質三大戰役的攻堅克難時刻，如今回憶起來如同昨日，令人感慨萬千！
大道理
2024年12月12日18:44:12
2013-3-16 20:49:44
從當年的碩士論文到主政大省后的施政方略，李克強一直注重將學理分析與現實約束緊密貼合，找平衡，擴共識——這種務實的思路，對于斷裂、失衡普遍存在且差異巨大的中國社會而言，雖然未必給人一時驚喜，卻稱得起持久的專業和負責的考驗。
1976年一個燠熱憋悶的夏日，21歲的知青李克強回合肥探親。此時他已在安徽鳳陽大廟公社插隊兩年多，并已入黨，當上了大隊黨支部書記。
大雜院一隅，恩師李誠先生正半跪式趴在一張小涼床前揮汗如雨地寫作。自“文革”初起就被迫“賦閑”的李誠，打算寫一部《中國歷史地理概論》，“究其本意，是要說明中華文化是綿延不絕的，是必然要中興的”。多年潛心書齋、不為外界風云變化而動容的李先生，講到慷慨處，引述了顧炎武的“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從李先生的眼神中，我竟然隱約地預感到這個動亂年代行將結束，中華文化繁榮的時代即將開始。”多年后，李克強在一篇追念師恩的文章中描述自己在那一時刻的感受。
李先生心愿未竟，第二年冰封正待消盡之時，悄然離世。此后不到一年，李克強已經佩上北京大學校徽，聆聽法學泰斗龔祥瑞講述法制道路和法治精神。
歲月的江流就這樣突兀地涌入了“歷史三峽”，身在其中，既有躬逢大觀的幸運，也要耐得住顛簸沖撞，還要有瞭望方向的眼光。
2013年春天，少年時代已熟讀《報任安書》、《出師表》的李克強，在57歲時接任大國總理。
“中華民族這一百多年來歷經磨難，現在離民族復興只有幾步之遙，我們身上責任重大，必須往前走，必須勇于試，這是我們的責任所系。”他說。
“書生味道”
（導讀）外界熱衷于議論“第一位博士省長”的頭銜，而李克強則如此總結北大師道對他的影響——崇尚真理，執著追求，無所謂個人的體面和尊嚴；以平常心態對待學術之爭、相左主見；看重知識的分量、真才實學，而非虛幻的光環。
2011年8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李克強來到港大陸佑堂，拜會94歲的“通儒”饒宗頤。
饒先生向李克強贈以畫作，李克強拿出的禮物是一套故宮博物院監制的毛筆。
香港人士近距離接觸后評價，李克強于自信中透露著“書生味道”，穩重、謙遜、溫和，求知欲強烈。比如，聽完香港房屋委員會工作人員對公屋的介紹后，他忽然問對方：“有沒有更詳細的資料？我帶回去可以讓有關部門研究。”
擁有經濟學博士學位、曾“做過北大近十年學生”的李克強，盡管為人低調，酷愛讀書卻廣為人知。
湖南出版人一清曾撰文回憶與“讀書人李克強”一起“淘書”的經歷。上世紀90年代，李克強任團中央第一書記時，曾找一清“淘書”，感興趣的大多是文化類、札記類，尤其是中外哲學、法律和思辨類著作。
幾個同齡人樂呵呵地笑著，一起去了古籍書社的庫存室，好一頓細“淘”。李克強怕給出版社添麻煩，小心翼翼地翻找著，并且仔細地詢問價格，聲明要付錢才拿書。
一清開玩笑：大書記怎么像個老八路似的，還不拿群眾一針一線呀？
“最終好像我們沒有買走什么書，但大家非常快樂。畢竟淘書的過程，就是對書的甄鑒的過程。克強囑咐，如果有什么好書，記得要打個招呼，大家共享才好。”
據說，李克強在河南、遼寧任職期間，幾乎每次回京都不忘抽空逛書店，他閱讀范圍廣泛，政治、經濟、法律、管理、文化都有涉及，并頗有興趣研讀外國書籍。
李克強的讀書生涯，起自童年時代的“探險”。而在幽昧之中為他燃燈燭照的，是“有實無名”的國學大家李誠。
李克強曾對人說，在他的童年記憶中，安徽合肥那所擁擠嘈雜的大雜院，唯一神圣之處是擁有一座藏書近萬冊的圖書館。兩間北房，書擁四壁，昏暗而寂靜，與喧鬧的院落形成反差，有些神秘。
李誠先生是安徽省文史館圖書館的管理人員，端坐桌前，手不釋卷，日復一日。“當我是學童的時候，大約出于好奇，放學歸來，曾有幾次悄悄地溜進室內。”1997年刊發在《安徽日報》的追憶文章中，李克強談及當年的“冒險”。
開始會被趕走，后來“李先生發現我只是在書櫥邊翻翻看看，并無越軌的舉動，便允許我留在室內”。
這里本無一冊兒童讀物，許多又是線裝書或舊版書，童年李克強雖不甚了了，卻被那種書香四溢的氛圍深深感染。
李克強的父親李奉三曾做過安徽鳳陽縣縣長，后任安徽省地方志辦公室副主任，常與李誠談文論道，相互唱和，李克強多次目睹父輩長談吟誦的情景。
“文革”開始，停課鬧革命的浪潮波及小學。每晚9時，李先生熱氣氤氳的腳盆邊，失學的李克強開始了他真正的啟蒙。《史記》、《漢書》、《后漢書》、《資治通鑒》、《昭明文選》、《古文辭類纂》，還有唐詩，都是講授內容。
即便是在二三十年后憶起，李克強對于當年李誠先生授業的情景仍然點滴在心：他“把腳放在一個不大的搪瓷盆中，不斷有節奏地搓足，時而向盆中添上一點熱水，時而用手揉腳板心上的涌泉穴。他做得不緊不慢，大約近一個鐘點。就在這段時間里，他用平和的語調，時斷時續地向我講中國的國學，講治學的方法，講古今軼事……這種每天近一小時的講解、談論夾雜著議論，持續了近五年之久，幾乎穿越了我的少年時代，但李先生的話似乎仍未講完”。
對于讀書人而言，師道、師格對人格氣質的影響尤為深遠。
李誠先生讀書的品味高，追求“為學要像金字塔，又能廣大又能高”的治學之道。
他喜歡要能“坐熱板凳吃冷豬肉”的治學態度，不能總是躁動不安。
他認為，讀書人眼界一定要開闊，要能看大場面，大觀則大見，小觀則小見。要讀各種類型、各種觀點的書。“以他的看法，只知一門學問，一種觀點，無異于畫地為牢。”
他為學嚴謹，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自己不懂的絕不講。
在李克強的觀察中，李誠先生埋首書齋，很少閑談，不重衣食，表面看來是個純粹的學者，但他并非是一個只為趣味而讀書的人，在他內心深處，始終蘊藏著一種對國家、對民族的強烈責任感。
這種責任感對于中國知識分子而言猶如遺傳基因，傳續數千年，也時時閃現在少年李克強誦讀的典籍中：“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走進北大，“我愛我師，我更愛真理”、“為尊者不驕，待愚者不矜”的學風，更是給李克強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1998年北大百年校慶之時，李克強曾撰文談及師道：和季羨林先生一同開會，會上發言人離題，季先生就用手指在大腿部不停地滑動——利用散碎時間復習外語單詞。
當時李克強正在翻譯一部英國法律專著，就向季先生請教一個英語古詞，季先生當即作答，告訴他“可以先這樣譯”，第二天又詳盡地向他解釋了這個詞的來由和含義。
90 年代初，已在團中央任職的李克強在職攻讀北大的經濟學博士學位。北大對在職和在校博士生幾乎同樣要求，考試頻頻。為了考試，他甚至疲勞過度，大病一場。學校的政策是，考試可以延期，但不能免除。大病初愈后，他和許多比他小十來歲的“同窗”一起應考。“我也由此感受到，先生給學生們的機遇和挑戰都是均等的。”
博士論文答辯前，導師給李克強開出一張評審人員的名單。按照規定，只要有十幾位具有高級職稱者參加評審即可。而導師開出的這張名單全是國內經濟學界的大家，無疑是要使論文得到真實的評價，經得起各種檢驗。“就因為這張名單，我把論文又一次修改，將答辯的日期推遲了半年。”
外界熱衷于議論“第一位博士省長”的頭銜，而李克強則如此總結北大師道對他的影響——崇尚真理，執著追求，無所謂個人的體面和尊嚴；以平常心態對待學術之爭、相左主見；看重知識的分量、真才實學，而非虛幻的光環。
時代之子
（導讀）勤學英語已成李克強的習慣。有報道說，即使工作之后，他會像學生一樣，帶著“隨身聽”苦學外語。專攻美國自然文學研究、在首都經貿大學任教的妻子程虹，也會給他以專業指點，糾正他的發音。李克強與妻女團聚時，一家三口有時會進行英語對話，其樂融融。
1978年春天，北大77級政法專業新生何勤華向鄰座同學打聽，哪個是李克強。
翻看花名冊，他發現這位名叫李克強的新生與他經歷類似，也是1955年出生，知青，當過農村大隊黨支部書記。
“我就是李克強。”鄰座的男生說。
1米76，身材勻稱，膚色較黑，濃眉大眼，鼻直口寬，頭發有點卷，耳朵也有福相。話不多，但很有分析力，非常精辟——后來擔任華東政法大學校長的何勤華為當年的李克強畫像。
1977 年冬天那場高考，如破冰，如井噴，全國570 萬青年，在緊急調用印刷《毛選》的紙張印成的試卷上，寫下了改變命運的急切渴望。
當時，李克強在鳳陽縣大廟公社東陵大隊插隊已近4年。在明太祖朱元璋的故鄉，由于水土不服，他一度全身皮膚潰爛，但照樣堅持田間勞動，用印有“為人民服務”的挎包裝著干糧和咸菜下地干活兒。
時任大隊青年團書記的曹德壽接受媒體采訪時回憶，李克強每天從田間歸來，都會點起煤油燈自學從合肥帶來的書籍。他也嘗試著把知識用于實踐，帶領農民科學種田，還經常拉上村里年輕人一起看書讀報，辦劇團、文藝宣傳隊。
后來回憶當年那場考試，李克強說，那是“一個時代的轉折點”。“當時的我多數時間是和鄉親們一起為生存而忙碌，幾不敢有奢望。在生存欲和求知欲的交織驅動下，我還是在第一志愿欄里填下了本省一所師范學院的名字——據說在師范院校讀書是不必付飯錢的。”只是他第二志愿的北大，卻因優先招生將他攬入門下。
那個年代的北大，思潮奔突，熱氣騰騰。學生們圍在收音機旁，收聽劉心武的小說《愛情的故事》；騎著自行車，到八一湖開詩歌朗誦會，到美術館看展覽；中文系的陳建功把自己寫的小說貼出來供圍觀，持續了半年；因中國男排“逆襲”韓國隊，北大學生舉行了那次著名的游行，喊出了“團結起來，振興中華”這句至今仍激動億萬中國人的口號。
一個被時代選中的幸運者，如何能清醒地先人一步？
北大“政法專業”即后來的法律系，在當時還是保密性的，學生經過嚴格政審，分高學優，根正苗紅，來自基層的黨員干部特別多，年齡差距很大，從18 歲到31 歲不等。多數人是“誤打誤撞”被“調劑”而來，相互之間的思想碰撞和知識交流格外密集。
“人治的辦法已經走到了盡頭。人們對法制的愿望更加迫切、更加堅決了，中國的局面由人治漸入法制，現在是個轉折點。”就在李克強他們82人入學的同時，1978年2月，學者梁漱溟在全國政協直屬小組會議上批評當時的憲法是一紙空文。
1979年，第一部刑法頒布，打砸搶罪、“反革命罪”仍然在列。那時，法律教材封皮上都有“絕密”字樣。在1981年之前，所謂的刑法案例還是福爾摩斯探案選。李克強同窗回憶，當時法學著作很少，同學們大多閱讀文學、歷史、政治著作，馬恩的一些著作不止通讀一兩遍。
北大的教學相對寬松自由，不拘一格。李克強的同學、香港中文大學政治學教授王紹光，曾在婚姻法期末考試時寫一篇小說作答，竟然分數不低。
22歲走進北大校門，李克強充滿了對新興觀念的渴求，以及對市場經濟等方面的好奇。
法律系教師楊敦先至今清晰地記得，李克強經常思考立法和國家政制的互動。
同學陶景洲說，李克強雖然讀的是法律系，但很早就對經濟問題興趣濃厚。“那時國門初開，同學中，應該說李克強是最早關注經濟問題的。”
1979年，有門“國際商法”課程，幾個同學跑到北京崇文門，去榮毅仁創辦不久的中國國際信托投資公司實習，其中就有李克強；后來上“海商法”課程，李克強等人又去天津新港實地考察。“他可能認為學習經濟法必須要懂經濟，所以在圖書館借了不少經濟和經濟法的英文原著。”
李克強思想活躍、言詞犀利。何勤華記得，1979年讀大二時，看了一部描寫資本家為獲取經濟利益彼此競爭、喪失親情的香港電影，他結合《資本論》中的剩余價值理論，寫了一篇2萬多字的文章。同學們建議他聽聽李克強的意見，“說他看了許多西方經濟學的書，對經濟理論比較有研究。”
李克強看完說，同學之間不講客氣話，你這篇文章下了點工夫，對《資本論》也非常熟悉，但如果想要發表，還有兩個問題必須解決：第一，文字啰嗦，至少可以刪掉2/3；第二，必須補充二戰后西方資本運作的新情況以及經濟學理論的新成果。
何勤華回憶，雖然李克強的意見實際上是否定了他的文章，但他很服氣。
其間，熱心社會活動的李克強很快被選為法律系團支部書記、黨支部委員。
當時北大學生會學習香港一些高校學生會的制度，嘗試創立了北大學生議會常代會，專門監督和制約學生會。常代會由每個系、每個年級推選一名代表參加，討論和決定與學生有關的大事，是全校學生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的最高權力機構，被譽為“學生人大”。李克強擔任過北大學生議會常代會主席。他的校友回憶說，李克強發言較多，見解尖銳深刻。
令同學難忘的，還有李克強學習英語的熱情與堅持。
基礎教育斷檔的這批人，英語基礎都很糟糕，有的同學怕麻煩申請了免修，但李克強非常勤奮，做了個小本，正面是一個英語單詞，反面是中文解釋，苦記硬背。“走在路上在背，上食堂吃飯排隊時在背，外出坐公共汽車等車時也在背。”
李克強的英語水平很快提升，大三以后即可翻譯英文原版的法律文獻。
1980年5月，何勤華在一則日記中寫道：“克強同學真不簡單，他翻譯的《英國憲法資料》已被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委員會錄用，共1萬多字。他另外翻譯的兩篇文章，也初步為我系雜志《國外法學》看中。”
勤學英語已成李克強的習慣。有報道說，即使工作之后，他會像學生一樣，帶著“隨身聽”苦學外語。專攻美國自然文學研究、在首都經貿大學任教的妻子程虹，也會給他以專業指點，糾正他的發音。李克強與妻女團聚時，一家三口有時會進行英語對話，其樂融融。
2001年初，河南派出首批領導干部赴美培訓班，30多名學員在馬里蘭大學進修數月，李克強訪美期間曾去看望他們，其間要求參訓官員用英語匯報學習體會。
李克強常年堅持閱讀英文原著，密切跟蹤國際上最新的經濟科技動態。他曾批示國務院研究部門，要求他們深入研究“國際產業鏈重組”、“包容性增長”等問題；杰里米.里夫金所著的《第三次工業革命》甫一問世，他馬上要求國家發改委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密切關注”。
當年手捧小本子背單詞的李克強一定沒想到，英語除了幫助他與西方經典、新知無障礙接觸，還有更多功用——在河南任省委書記時，某次會見外賓英語翻譯遲到，會見照常進行，他同外賓問答自如；2011年訪港，在港大演講時用英文發言約兩分鐘，外媒好評迭次。
李克強是少數能在公開場合用英語發言和交流的國家領導人之一。
還有學術研究。今天能夠查證到的有李克強署名的學術文章，最早的是與龔祥瑞合著的《法律工作的計算機化》，1983年中發表在《法學雜志》上，共5頁。
李克強曾述及此文的緣起：70年代，西方發達國家正開始涌動著新技術革命的浪潮，并且向社會領域滲透，計算機也在與法律聯姻。龔先生認為有必要向國內介紹這種動向，便草擬了一篇文章。他同時又以為，他的學生們，作為面向未來的一代，應該對此有更濃的興趣。“因此，他把文稿交給了我，要求我作補充乃至刪改。”
此前，李克強曾提交一篇論文《法治機器與社會的系統、信息及控制》，試圖以現代控制論和系統論解釋法學學科問題，被學校評為優秀論文。龔祥瑞評價：“它是把系統論、控制論和信息論等新型科學方法運用到法學研究的一次嘗試。”
在關注新技術、新理論的跨學科研究中，已經展現出李克強的超前和敏銳。
這篇倡導將計算機引入法律工作的文章中，作者不僅談及國外司法機構應用計算機搜索嫌犯、管理檔案的新鮮細節，還做了更深一步的思考：要借助計算機的定量分析，使法律科學成為精密科學。
“社會科學化——科學向社會機體的全部毛孔進行全面滲透的紀元開始了。”文章結尾處這樣判斷，信心十足的語氣似能讓人想見李克強青年時代的意氣風發。
2004年《小康》雜志的一篇報道說，從河南信息部門得到的消息證實，李克強很早就接觸并熟悉網絡這一新生事物。早在1999年，他在該部門視察時透露，自己對網絡非常熟悉，甚至有媒體想通過網絡采訪這位年輕的省長。
報道還提到，在后來遏制對河南形象的“妖魔化”時，網絡居功至偉。河南省委宣傳部一位負責人表示：“網絡幫助河南贏得的轉機，遠遠超出了我們的預期。”
2012年，李克強參加全國政協小組討論會，談到科技創新時，特別提到了蘋果公司已故創辦人喬布斯的傳記。“我翻了翻，覺得其中很有意思，他對科技固然很鉆研，最喜歡的還是藝術。像蘋果的各種款式電腦、手機，iPad、iPod到處都賣，營銷占領了很大的市場，被年輕人喜歡。”這位一直關心新鮮事物的副總理說。
新觀念、新工具、新技術——回溯青年李克強，他固然是時代轉折的受益者，同時也展示了時代趨勢的洞察者、把握者的風貌。
坐言起行
（導讀）“我們這一代青年不僅僅是思考的一代，而且是跟隨黨在偉大歷史性進軍中開創新局面的一代。”
1983年，北影劇本創作室就刻畫先進團干部形象給電影局寫了一份報告，其中特意提到了一個典型：“在校學習時是高材生，并被美國哈佛大學錄取為留學生，但校黨委需要他留下做團的工作，他心甘情愿地放棄自己的專業。”
這個典型正是李克強。
1982年1月，李克強等27位學生被評為北大優秀畢業生。人生的選擇霍然到來。
同窗多準備出國留學，李克強自己也很想做學問。曾任團中央常委的北大黨委副書記馬石江看中他的領導才能及沉穩性格，找他談話十多次，說服他留校擔任北大團委書記。
李克強組織了北大首屆文藝周，9天內演出7臺105個文藝節目；他創建北大團校，直接切入學生遇到的實際問題，成為北大的“政治代表隊”。
1982年12月20日，共青團第十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舉行，新中國紅旗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青年才俊，接掌了共青團的工作。黨的總書記胡耀邦和鄧小平、陳云等黨和國家領導人50 多人出席了開幕式，并接見了全體代表。新團章恢復了“后備軍”的提法。
在這次大會上，王兆國當選為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胡錦濤、劉延東當選書記處書記。常委名單中還有劉玉浦、李學舉、宋德福、張寶順、陳昊蘇、賈春旺等。次年召開的二中全會上，李源潮、宋德福被增補為團中央書記處書記。
評論認為，30年后，團十一大的深遠影響仍未消失。在那次“星光熠熠”的大會上亮相的團中央干部，后來大都成為中國政壇舉足輕重的領導者。
恰在團十一大召開前3個月，中共十二大將鄧小平提出的干部隊伍“四化”（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標準寫入新黨章。“文革”之后，大亂大治，80年代前期中國政壇進入新一輪權力交接期，團干部由于契合“四化”標準，被各界寄予厚望。
不久，李克強正式調入團中央，出任共青團中央學校部部長、全國學聯秘書長，從政生涯在前門東大街10號樓正式起步。
當時，團中央推出青年先進典型張海迪，李克強積極推動，在全國大中小學掀起學習熱潮。
1983年末，李克強增補為團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分管學校口。兩年后，共青團十一屆四中全會召開，30歲的李克強成為團中央書記處書記。
在團十一大上，李克強曾向人介紹北大“挖掘身邊的共產主義因素”活動經驗：北大的學生，不再像以前那樣彷徨，或是指手劃腳。“我們這一代青年不僅僅是思考的一代，而且是跟隨黨在偉大歷史性進軍中開創新局面的一代。”
起初轉為專職團干部，全優生李克強被視作“放棄所學”、“浪費材料”。也許是時代之幸，“偉大歷史性進軍”的重要目標之一就是經濟體制改革，而這正是李克強的興趣所在。大潮湯湯，身處團系統，他也繼續專業研究，并找到實踐機會。
李克強的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都是在團中央工作期間拿下的。
知青經歷使他深感農村經濟凋敝國家現代化肯定無法實現。對于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結構轉型他開始悉心鉆研。
1988年，李克強以《農村工業化：結構轉換中的選擇》一文獲得經濟學碩士，此文后被厲以寧收入《走向繁榮的戰略選擇》一書，與李源潮等人的論文并陳。這本書中的觀點，后來大都變為真實的政策。
1991年，他在《中國社會科學》上發表論文《論我國經濟的三元結構》，首次提出農業部門、農村工業部門與城市工業部門并存的理論，挑戰阿瑟.劉易斯等西方經濟學家提出的二元經濟結構。
在這篇論文中，李克強特別提到了拉美一些國家的教訓。他說，城市現代工業就業增長率大大低于生產力增長率，而城市中的傳統部門和貧困部門，卻有大量農村人口進入。在農業部門與工業部門間勞動力轉移尚未展開時，提前開始了農村與城市間的人口轉移。這集中形成了城市貧困社會。
他說，如果中國走上述道路，后果將更加嚴重——會使城市傳統部門惡性膨脹，“城市病”的特征更加顯著。
他在論文中提出，應把注意力轉向農村，就地實現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走從農業部門到農村工業部門再到城市工業部門的轉移路線，是中國國民經濟結構轉換的唯一選擇。而其中核心是農村居民的現代化，要使農村人口順乎自然地向小城鎮集中，逐步發展中小城市。
此文獲得中國經濟學界最高獎項——孫冶方經濟科學獎的論文獎。而李克強20年前的分析，今天看來仍有現實意義，并且正在落實為他力主的新型城鎮化方略。
在1990年發表的一篇關于農業問題的論文中，李克強特別提及土地產權問題：土地按人口平均的承包制日益顯露局限，產權制度模糊造成農業生產乏力。
對此，他提出了一種思路：產權制度理論滯后，等待具有突破性的理論指導己不可能。應在穩定承包制的基礎上，重點改革土地經營方式，允許并支持多種生產經營方式生動活潑地推進，產權制度必然會在現實中得到新的發展。
盡管熱愛學術研究，李克強如他自己所言，“不僅僅是思考的一代”。在團中央期間，他調研頻頻，比如山東諸城的改制試驗；也曾多次外訪，打開眼界。
很多人也許未留意到，李克強還曾具體指導過一家企業的經營。
1979年，榮毅仁胞弟、全國青聯常委榮鴻仁提議，由全國青聯出面，引進僑資、外資，興辦青年旅游業。全國青聯提出成立中國青年旅行社，用企業化的辦法辦旅游。這個設想對旅游業的壟斷局面沖擊不小。
經過反復討論和艱苦運作，青旅成為打破壟斷、引入競爭的改革標版。
青旅創辦十年時，李克強報告業績：沒要國家一分錢，創匯6億元。
鄧小平南方談話發表后，李克強又對青旅發展提出新構想：以旅游業為龍頭，以實業開發、房地產經營、貿易、投資為肢干，形成一個綜合體，變堆積式發展為滾動式發展。
廣為人知的“希望工程”，也有李克強的深度參與推動。第一所“希望小學”由他在安徽省金寨縣選址；一些相關的重要管理制度出臺，他親自督辦。“希望工程”曾舉辦“社會監督活動日”，公布海內外的捐款總額，并開放財務室、計算機房、辦公室等，還提供了捐款及結對資助的全部檔案。李克強任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任內，是“希望工程”發展最快的時期，也是管理水平全面提高的時期。
作為團中央青少年立法領導小組的成員之一，李克強還參與制定了《未成年人保護法》。
執政輪廓
（導讀）直接調動干部下沉一線的“大動作”，后來幾乎成為李克強遭逢難題時的必然選項。比如在河南2003年SARS蔓延時，為了勸止麥收時節農民工返鄉但又不誤農時，動員干部下鄉收麥；比如4萬干部下訪；比如廳級干部帶頭，拉網式篩查艾滋病患者狀況。
“團干部不是‘青年官’，與其說給青年聽，不如干給青年看。”洛桑靈智多杰1993年卸任團中央書記處書記時，撰文總結在團中央工作8年的收獲，“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李克強曾不止一次說：作為團干部，一要做人，二要做事，最后才是當領導。”
1993年5月的團十三大上，李克強接掌團中央一把手，此后5年，他的執政風格初顯輪廓。
李克強所作的團十三大報告，視野開闊，回溯改革開放15年，眺望7年后的新世紀。
1993年末，李克強在團的十三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曾在團系統內口耳相傳。
談到當年令不少人失落沮喪的奧運會申辦失利，他說：“占領下一個世紀的制高點，不能指望別人的恩賜，必須靠中國人自己的努力。”
改革開放之初，特別是“南方談話”以后，各級團組織對洶涌而來的市場經濟大潮不知所措。針對此，李克強在報告中說：“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是跨世紀一代青年的光榮責任。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最終確立，在很大程度上要靠這一代青年的探索和實踐。”
而市場經濟的建立過程，也讓共青團面臨挑戰——這些挑戰，黨政部門同樣遭遇。新經濟環境中的新經驗、新辦法，不是憑空想出來的。
團十三大閉幕十來天后，由團中央書記處直接組織的“新時期我國青年工作的現狀與發展戰略調研”啟動，在書記處7名書記的帶領下，團中央機關調集一半以上的業務干部，105人急赴全國29個省市區。
調研隊伍出發之前，李克強要求：調研不能就團論團，要跳出團的圈子，放在改革開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大背景下；不要帶框框，不是去找論據，一切結論要產生于調查研究之后。
事實上，這也是他本人的調研方式。曾有記者隨李克強到山東某地考察，目睹他在休息時間很自然地走上街頭，隨意推開小商鋪的門，跟“小老板”聊聊生意經。
《中國青年》雜志當時的報道說，調研隊伍沉入基層1個月，團中央的干部向被調查對象提出了“沒有任何外包裝”的問題。
調研歸來，在大興縣舉行了一個團內高級別的務虛會，為期3天。與會者說：本以為務虛會是個半休息、半工作的會議，可李克強要求，凡已形成文字的調研情況，發言時略去；討論要跳出部門的圈子、跳出團的圈子；放開說，可以各抒己見，也可各執一端。
直接調動干部下沉一線的“大動作”，后來幾乎成為李克強遭逢難題時的必然選項。比如在河南2003年SARS蔓延時，為了勸止麥收時節農民工返鄉但又不誤農時，動員干部下鄉收麥；比如4萬干部下訪；比如廳級干部帶頭，拉網式篩查艾滋病患者狀況。
而不套框框、直切問題的調研方式，在他日后的執政生涯中，也是助力決策的殺手锏。
至于不講套話、不走形式、只亮“干貨”的討論式會議，在十八大后中央倡導的務實會風被稱作“新會風”，突然間讓一些官員“不適應”。
那次務虛會最后，李克強總結發言，果斷推出若干措施：團的組織結構注意覆蓋新的經濟生長帶；集中優勢打整體戰，扎扎實實辦幾件影響全局的大事；按市場規范，辦好團的實體，增強團的實力。
所謂“影響全局的大事”，就是4個月后亮相的“跨世紀青年文明工程”和“跨世紀青年人才工程”。這兩大工程影響延續至今，特別是其中的“青年志愿者”，早已化為民間自覺。
卸任團中央第一書記之前，李克強曾撰文總結1995 年啟動的“服務萬村行動”。這一行動旨在針對農民需求，提供科技服務、信息服務、文化服務、政策服務、資金服務，由此加強團的基層組織建設。
他在總結中概括了兩條經驗：第一是抓服務，要達到教育青年的目的，根本途徑是服務，團的領導機關必須眼睛向下，深入調查研究，不能僅僅靠下指示、發號召來開展工作；第二是抓具體，寧肯少說一點，也要多做一點，哪怕所做的面窄一點，也不要光說空話不做。
當李克強告別15年的團中央生涯后，有團干部這樣總結團系統工作風格的變化：從團本位到青年本位；從運動青年、指揮青年到服務于青年；由行政指令到宏觀調控、中觀指導、微觀搞活。
而此時的李克強，正待在更廣闊而復雜的平臺上，展開他從政之路的下一個15年。
專業精神
（導讀）英國《經濟學人》認為，“克強指數”比官方GDP數字更能反映中國經濟的現實狀況。評論者說，就真實性而言，“克強指數”包括的三項指標，項項涉及真金白銀，幾乎不存在做假的可能性。
2010年末，英國《經濟學人》雜志推出了一項用于評估中國GDP增長量的新指標——克強指數(Li keqiang index)。這個以時任中國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的名字命名的指數，是三種經濟指標：耗電量、鐵路運貨量和銀行貸款發放量的結合。
2007年，時任遼寧省委書記的李克強告訴來訪的美國駐華大使，他更喜歡通過三個指標來追蹤遼寧的經濟動向：全省鐵路貨運量、用電量和銀行已放貸款量，以擠掉統計數字的水分。
《經濟學人》認為，“克強指數”比官方GDP數字更能反映中國經濟的現實狀況。
這本雜志特別列出一張曲線圖，以過去十年為時間軸，將“克強指數”與官方發布的GDP走勢相對照，發現趨勢上總體一致，但在上下波幅上，前者的表現比后者劇烈得多。
“克強指數”很快被一些國際機構認可。花旗銀行用它來對比工業企業利潤，認為解釋能力更強。
評論者說，就真實性而言，“克強指數”包括的三項指標，項項涉及真金白銀，幾乎不存在做假的可能性。
“數字出官，官出數字”飽受詬病，“克強指數”顯示出一名地方決策者的清醒、實在，也展現出他的專業功底和專業精神。
李克強的專業精神，既來自系統的學術訓練，也來自從工業、農業兩個大省再到中央的實踐磨練。
他外出調研經常隨機行動，到縣城的超市詢問商品價格，與小吃攤攤主聊天；或者是在下鄉途中臨時下車，追問村民稅費改革落實情況；爬上8米高的糧庫，撿起稻米細嚼，自己感受糧食品質。
2013年春節前，李克強在包頭棚戶區看望居民，因為是臨時到來，讓居民家的“光屁股娃娃”歡樂地搶了新聞聯播的鏡頭。
因為有對真實情況的把握，在審視和應對經濟難題時，他顯得功力深厚、底氣十足。2012年底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他做了一次令參會者“深感吃驚”的總結發言。據與會者講，他用一個小時的時間，從世界經濟困局講到國內經濟的轉型升級，環環相扣，邏輯嚴密，面前沒有一頁講稿。
他主持的會，還要求參會人員不準念稿，講實際問題。
事實上，在十八大召開前，李克強“督戰”營業稅改增值稅，在官方媒體發出的現場特寫中，他數次打斷埋頭念稿的發言者，直切關鍵：“你就說說，試點中還發現有什么問題？”
這被外電解讀為“展現強勢作風”，“塑造熟悉經濟、果敢的形象”；民間則更關注被“拷問”的官員一時間為之緊張，將此視作“新政風”。
而細究李克強的為學、從政之路，這更多地反映了他崇尚實事求是的精神——在基層調研時，面對老百姓，他也經常會追問：有什么惱火事？哪里不滿意？
《小康》雜志的一篇報道曾引述一名河南官員的話說，1998年李克強初到河南，但讓河南官員感到意外的是, 新省長并沒有立刻搞什么大動作，工作和生活都很低調。
李克強此前給外界的印象近乎學者，面對“中國的縮影”河南，“李克強像個學生，自己摸索，自己去學習。”河南一位退休官員對媒體說。
1999年初的《領導科學》雜志刊登了一篇文章，詳細記錄了李克強到任河南半年后召開的一次“工業經濟結構調整研討會”。
相對于“工業經濟結構調整”本身，文章更感興趣的是研討會的組織運作方式，“對各級領導如何實現決策的科學化，尤其是如何遵循科學的決策程序，都是一種有益的啟示。”
這篇文章說，由省政府出面召開研討會，本身就是件新鮮事，會議的組織運作更有特點：
一是形式簡單，沒有會標，未請記者，沒有慣常的程式和“過門兒”，廳局領導每人領到的材料袋足有幾斤重，那是幾十個單位近兩個月來調研的各類研究報告。而會前的調研由李克強主導安排，有關部門列出了50個調研題目，要求必須用數據支撐觀點，把存在問題和調整方向找準。
二是領導“到位”，代省長李克強、副省長張以祥“一坐到底”，邊聽邊記，不時插話，參與“研討”。
李克強詢問的“行情”非常具體：水泥總量供過于求，高標號水泥占多大比例，省內市場如何；醫藥行業新增產值中新藥和普藥各占多大比重，新藥市場份額有多大；紡織行業服裝比例過低的原因是什么。
這篇文章感慨，河南省工業經濟結構調整講了多年，但進展緩慢，一般號召多，工作指導失之空泛，缺乏實打實的研究，曾多次留下因見事遲、行動緩、工作不力而錯過結構調整機遇的憾事。
這種被一些地方干部視作“新鮮事”的調研方式，對于李克強來講，是一種專業習慣、專業方法。
隨后，在省長任內，李克強力推城市建設的“兩端”——體現現代城市特征的“鄭東新區”，以鄧州孟樓為樣板的小城鎮。提出“東引西進”戰略，引進國外和東部沿海的先進技術、品牌和管理經驗，提升產業檔次，開拓中西部市場。
2000年下半年，李克強在充分調查研究的基礎上，親自主導了河南省的“十五”規劃編制工作，從而梳理、確立了河南面向未來的戰略任務和重大舉措。據知情者回憶，在他的辦公室、省政府會議室或是出差開會的臨時住所，他經常會同有關人員，自己摁著計算器，測算著什么產業會對全省拉動性最大，會使一些資源枯竭的城市繁榮起來；攤開地圖，描畫著鐵路、高速公路的網架結構。
從酷暑難耐的盛夏，到大雪擁門的冬夜，用他的心血編就的規劃，至今仍是河南的戰略導向和戰略重點：中原城市群、大中小城鎮三頭并舉推動城鎮化、交通運輸大通道、文化旅游大省、優質專用小麥和優質肉產品生產加工基地……特別是他提出的兩高戰略——“較高的增長速度和較高的增長質量”，在帶領河南實現轉型升級和跨越發展的同時，不也開始了在全國范圍的放大版實驗嗎？
2002年末升任河南省委書記之后，李克強的執政方略全面亮相：
提出“中原崛起”，夾在東南沿海和西部大開發之間的河南開始嘗試走出“洼地”。
以“中原城市群”概念實施中心城市帶動戰略，同時力推縣域經濟、小城鎮建設。這種城鎮化發展脈絡，既是李克強在學術研究階段“三元結構”理論的2.0版，也與后來中央力推的思路一致。
在調整經濟結構方面，李克強提出“三化”——加快工業化、城鎮化、推進農業現代化。幾年后當他作為副總理強調“新型四化”時，就是在“三化”的基礎上增加了信息化。
作為制度配套，李克強提出了要創新體制：深化國企改革、發展非公經濟、加快發展開放型經濟、建設服務型政府。
2004年底李克強轉任遼寧省委書記，上任15天，跑遍了全省12個地級市和沈陽、大連兩個副省級城市。翻檢他在每一地的調研講話，扎實而具體，小到某家企業的人均工資、某家鋼廠的轉爐規格，大到國企股份制改造、“大沈陽”、“錦州灣”、延長產業鏈條和推動資本運作。他的施政方略沒有河南那么長的準備期，幾乎與就任時的密集調研同時亮相。
也許得益于對中國底層社會的切身感受，也許與傳統的和合思想有關，從當年的碩士論文到主政大省后的施政方略，李克強一直注重將學理分析與現實約束緊密貼合，找平衡，擴共識——這種務實的思路，對于斷裂、失衡普遍存在且差異巨大的中國社會而言，雖然未必給人一時驚喜，卻稱得起持久的專業和負責的考驗。
難題
（導讀）在撫順的調研座談會上，李克強說：“我們到莫地溝，有一位大嫂就說，你們領導經常來，我們很受感動，但說句實在話，最后問題并沒有解決，我們還是住在這兒。”
“喜歡笑著解決問題”——曾有共事過的官員這樣評價李克強。
國務院深化醫改領導小組組長、燃油稅費改革領導小組組長、食品安全委員會主任，督戰“營改增”，主抓保障房，試水房產稅——自2007年十七大后，以政治局常委身份擔任副總理，在國務院負責常務工作，分管發展改革、物價、財政、統計等關乎大局的領域，曾經的高材生李克強面對的無一不是利益訴求復雜的棘手難題。
他不回避，不張揚，力求化解矛盾于無形，被境外媒體稱為“破解復雜難題的高手”。
破解難題，不僅是一種專業能力，更是一種選擇——孰重孰輕，孰先孰后。
2004年12月末，到任遼寧12天，李克強來到撫順莫地溝。
莫地溝是老棚戶區，房子多是日偽時期建造的勞工房、簡易房和新中國成立初期建造的土石房，房齡多超過半個世紀，沒有公共排水、供熱、供氣設施。這里聚集著城區最貧困的人口。
李克強去的那天下著大雪，氣溫零下29℃。他目睹了近千戶居民共用一個廁所。他走進半地下只有9平方米的一位退休老礦工家，“居民區里70%的人都下崗了，這樣的地方確實比貧困鄉村都困難，出乎我的想象。”李克強說。
據當地媒體報道，臨走時，他只講了一句：“以人為本不是一句空話，就是砸鍋賣鐵，也要讓群眾搬出棚戶區，這要作為全省的‘一號工程’！”
在撫順的調研座談會上，李克強說：“我們到莫地溝，有一位大嫂就說，你們領導經常來，我們很受感動，但說句實在話，最后問題并沒有解決，我們還是住在這兒。”
李克強不會不清楚，資源枯竭、礦區凋敝的撫順，就有55片棚戶區，23萬人生活其中；而整個遼寧，棚戶區涉及近85萬居民。
“雖然我們的財力不足，但是已經到了下大決心的時候。”他對官員們說，“即使中央的政策爭取不到，省、市的政策也要出臺。”
大項目一貫被視作拉動地方經濟、創造政績的法寶，而李克強在遼寧首先選擇的則是這項投入超過180億元的“民心工程”。曾有沈陽基層官員告訴本刊記者：“見亮了！”
李克強到莫地溝調研未滿一年，新華社記者報道了莫地溝居民謝素芹的故事——從山東遠嫁莫地溝，丈夫下崗，夫妻倆只能靠到郊區種菜勉強度日，她不愿對娘家人訴說艱困的生活，也從不敢邀請他們過來看看。如今花5000多元錢就住上55平方米的兩居室，終于可以寄出這封寫了10年的家信了。
這個新中國成立以來東北最為龐大的安居工程，到2006年底提前一年超額完成。50多年沒辦成的棚戶區改造，如今一攬子解決。“要住房，找克強”，成了當地新民謠。
同時啟動的另外兩項“民心工程”是推進就業再就業和黨員干部下訪。下崗職工是李克強慰問最多的人群，他著力解決“零就業家庭”就業，履職一年，遼寧城鎮實現新增就業和再就業近120萬人，其中“零就業家庭”接近15%。
“萬事民為先”——十八大后新華社播發新任政治局常委特稿中，李克強常說的這句話被做成了大標題。這算得上是他面對難題時的選擇標準。
“無論調查結果如何，最重要的是要將實情如實告訴群眾。”河南啟動艾滋病感染者拉網普查時，對于此舉是否會對河南形象帶來負面影響的疑問，李克強這樣說。
2004年中，河南省對既往有償供血人員進行拉網式普查，派出53個廳級干部帶隊的工作組，進駐18個市和35個重點縣督導，黨政干部、醫療人員等50多萬人直接參與。如此大規模的普查，國內外尚無先例。
河南的艾滋病情因上世紀90年代初的違規采賣血而起，經過一段潛伏期后，在2000年前后進入集中發病期。從一開始就認識到此事重要性的李克強憂心如焚。他經過認真調研，摸清了艾滋病可防可控的規律。
2003年初，他甫任省委書記，就決定向38個重點村派駐駐村工作隊，隊員們與村民們同吃同住同勞動，并在每個村實施了“六個一”工程，使村民們的生產生活條件有了很大改善，特別是醫療、養老、孤兒撫養等一系列措施驅散了疫區上空的陰霾，增強了患者與感染者面對生活的信心，對未來有了希望。
對于這次普查，李克強指示，最重要的是將底數徹底摸清，才有可能實施有效的救治和救助，并有助于全面切斷感染源。
普查后，河南舉行新聞發布會，如實公布數據：2.5萬名艾滋病感染者，1.18萬現癥病人。
李克強還約見了民間防艾人士高耀潔，聽取她的意見和建議。《三月風》雜志的一篇文章引述高耀潔的話說：對于艾滋孤兒，李克強之前的觀點是修建孤兒院，并將之列入“五個一工程”，要在每個村建一所孤兒孤老養育院。高耀潔則建議艾滋孤兒分散撫養，為國家減少負擔的同時，也利于治療他們的心理創傷。李書記對這個問題特別感興趣，別人有事喊他，他都不走，談話進行了一個半小時。
第二天，李克強去了艾滋疫情高發區的上蔡縣，高耀潔注意到，他表示鼓勵一些家庭收養艾滋孤兒，“看來李書記已經采納了我的建議。”
也正是李克強在河南疫區推行的“四有一不”，后來成為在全國實行的防艾治艾“四免一關懷”救治幫扶模式。
個人風格
（導讀）學生時代的李克強，拍集體照時幾乎總是站在后面或者最邊上。而現在，他要習慣于代表這個受矚目、多爭議的大國，站到國際舞臺中央。他的個人風格，代表著大國氣度。
在一些網絡論壇上，李克強吃方便面的熟練動作被網友津津樂道。
2008年1月，川東北等地雨雪冰凍災害嚴重，李克強趕赴災區。在宣漢縣老君鄉紫云村，他踩著10多厘米厚的積雪一家家看望村民，慰問結束時已是下午1點。他堅持不在群眾家中吃飯，在路途中以方便面充饑。
央視新聞聯播報道了李克強此次查看災情的消息。在眾多鏡頭中，一個小細節被網友發現：李克強吃方便面的動作特別熟練，隨手一扯，面團準確落入紙碗；擠佐料汁，直接到位；然后就是刷刷刷快速解決戰斗。這位網友感嘆：看那熟練程度，也許一些手腳麻利的家庭主婦都要自愧不如。
類似的是著名的“一腳泥”——那是一張新聞照片，2010年7月，李克強在山東濟寧市嘉祥縣大孫村與貧困戶孫樹節一家聊天，兩只鞋都被泥巴糊滿。
一次在四川廣安考察，下山時，車隊恰好路遇在風雪中等車已久的20多名群眾，李克強特意讓車停下來，帶群眾一起下山。
在網絡上，這則消息后面有網友貼出親身經歷：李克強在河南當省長時，有一年到盧氏山區考察，走到半路，突然要到路邊一家農戶去看看。這家農戶因為不認識他，就對他提了縣里的意見。李克強非常誠懇地聽取農戶的意見，而陪同的縣里干部則很尷尬。在回省城路上，已經出了盧氏縣境，李克強又專門回過頭來，一再叮囑縣里干部，千萬不能對這一家農戶有任何報復行為。
“事情不大，但足以說明，李克強這個人當過農民吃過苦，知道百姓不容易。”這位網友說。
在河南鶴壁七里堡，李克強也曾臨時下車，來到正在田里收麥的村民中間。有村民向他反映農村稅費改革后農民負擔不降反升，他當即安排糾正，并要求“為群眾辦事來不得半點含糊，執行政策決不能打任何折扣，對群眾的承諾一定要兌現，說到了就要認真做到”。
一年后，他又來到七里堡看望向他提意見的村民。“我們是人民的公仆，辦錯了事，向人民認錯、糾正，是應該的，不丟人！”
到他離任時，2004年前三季度，河南省農民人均現金收入達到1603元，增幅達19.5%，首次超過了城鎮居民收入的增幅。
查看李克強的調研資料，很多案例和語言，與普通民眾相當貼近。
2004年12月，遼寧阜新，他說：“今天在低保戶家里，我問了幾個群眾家里孩子上學的情況，低保水平偏低。我今天印象很深的就是這里的‘三口之家，一百零八’，實際上一人合30多元錢。”
“這些群眾對黨和政府的體諒，很讓我感動。我到一個低保戶家里，問他多長時間能吃一次肉啊，他說基本不吃肉，就是逢年過節吃點。旁邊他兒子說，我們家人不喜歡吃肉。如果不喜歡吃肉，為什么逢年過節要吃點呢？看得出，人民群眾對我們黨和政府是多么體諒啊。說實在話，他吃肉的錢可能真的不夠。”
有評論說，李克強一直保持著低調的平民本色，有著強烈的民本情懷，“民心之所盼，即施政之所向”。
在河南和遼寧任職時，李克強出國訪問很少，也極少參加各類應酬。剛到鄭州時，他和秘書住在省委家屬大院，有時候就和秘書一起做飯。有下屬想宴請這位新到任的省長卻未能成功。
擔任河南省委書記后，李克強還是不愿意出現在聚光燈前。曾有北京的媒體想采訪他，秘書已著手安排，卻在最后時刻被李本人婉拒。2004年下半年，李克強亮相官方媒體，詳談“中原崛起”，不久后人們才發現，那可算作他對河南的“告別演說”。
到遼寧后，李克強繼續保持低調。沈陽鐵路局有關人士透露，他經常乘火車去開會和調研，“有時僅一個人，連秘書都不帶”。
2007年全國兩會，在遼寧團會場，李長春和趙本山聊文化產業，趙本山偶然說起：“我這個公司光二人轉演出去年的收益就是4000萬元，克強書記看戲都是自己買票去看。”
盡管公眾形象低調，但李克強工作上的果斷作風卻毫不掩飾。
2003年春，剛剛就任河南省委書記的李克強遭逢SARS考驗。勞力輸出大省河南，外出務工人員超過500萬，夏收時節出外務工者多會返鄉，SARS防治形勢緊張。
據媒體報道，李克強在某單位視察時談及這個問題，脫口而出：“不就是7500萬畝小麥嗎。”隨后，各級官員被指派到農村幫助農民收割麥子。這一方案被認為符合河南特點，大規模民工回鄉并未出現。
在前文提到的那次阜新調研，當地官員告訴媒體，李克強當場辦了兩件實事。其一，聽說該市失業保險金缺口5000萬元，當場通電話與國家開發銀行行長陳元協調解決；其二、阜新海州礦破產后，阜礦集團在內蒙古選中了一處新煤田，但諸多事宜無法落實，他當場打通內蒙古自治區領導的電話，解決此事。
學生時代的李克強，拍集體照時幾乎總是站在后面或者最邊上。而現在，他要習慣于代表這個受矚目、多爭議的大國，站到國際舞臺中央。他的個人風格，代表著大國氣度。
2012年4月，李克強出席博鰲亞洲論壇年會開幕式，一落座就跟左右外國政要順暢地交流。開幕主旨演講流露“自信風度”，演講開頭，他脫稿說，身在博鰲就能“博覽天下”、“博采眾長”。
與臺灣地區代表吳敦義的會面也是亮點之一。吳敦義用“以誠相待、沒有敷衍”來評價李克強，說他沒有用“研究研究”等模糊字眼。一位臺灣隨行記者則稱李克強“說話不繞彎子，有主見，有不同意見直接表達，能做就現場點頭”。
這種干練睿智、底氣十足、有話直說的大國領導人形象，令中外媒體眼睛一亮。
隨后是出訪歐洲。行程中，李克強在歐洲報刊連發3篇文章，被評價為是客人在用文字向主人“抱拳行禮”。
此前在2011年初，李克強訪問西班牙、德國、英國，每到一國即在當地權威媒體刊登署名文章，闡明中國發展理念。這一方式，被視為中國未來公共外交的常態。
在刊載于俄羅斯報章的文章中，李克強說，中國人見面往往抱拳行禮，俄羅斯人見面往往擊掌握手，這象征著信任、象征著合力；中國人喜歡的圍棋和俄羅斯人喜歡的象棋，都講究謀大勢、布大局。
在英國《金融時報》上，李克強向歐洲人解釋，放寬對華高技術出口也是雙贏。尤其是在中歐城鎮化伙伴關系高層會議上，李克強詳細闡述了未來中國經濟的一個著力點與歐洲利益的結合——城鎮化是中國擴大內需的最大潛力所在。當“歐洲設計”遇上“中國制造”，“歐洲技術”遇上“中國市場”，就會產生顯著的效應。
媒體評價說，此次訪問，李克強“官話民說”。他面對媒體和大眾沒有絲毫拘謹，與各界要員侃侃而談，充分顯示了善于交往、談吐幽默、駕馭形勢、鎮定自如的特點。
改革升級
（導讀）以李克強的學識背景和從政之路來看，他被認為是帶有強烈制度偏好、市場偏好的改革者。
中國公眾對于新一屆政府、對于新任總理李克強的改革期許，實在而急切。
十八大閉幕后一周，2012年11月21日，李克強主持召開全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這次會議被視為明確向外界釋放深化改革的信號。
李克強說，他不完全贊成人口紅利已經消失的說法，同時承認勞動力成本會大大增加。“那我們還有什么紅利可以利用呢？”他自問自答：這就是改革，改革是中國最大的紅利。
太多媒體對這一講話條分縷析，視之為中國新領導層的改革綱領。
拋開修辭閃亮的輿論贊譽，李克強此番對于改革方法論的闡述，一以貫之地務實。
比如，鼓勵改革試點省市在法律框架內大膽地、靈活地推進改革，先行先試，效果良好再入法鞏固。如此漸進而堅實，可以避免大的波折。
比如，改革要既有頂層設計，又尊重基層的首創精神，重點現在著落于后者。意即要摸石頭，要掃雷、排除荊棘。而中國近年來改革動力的失落，原因之一就是基層創新茫然、乏力。
再比如，改革要打破固有利益格局，調整利益預期，為減輕改革阻力，要在利益增量上做文章，同時穩妥推進存量利益的優化，更加注重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
有媒體說，以李克強的學識背景和從政之路來看，他被認為是帶有強烈制度偏好、市場偏好的改革者。
李克強對制度和法治的研究，是長期而持久的。早在80年代，他就翻譯了英國大法官丹寧勛爵的經典《法律的正常程序》，對于現代社會法治的重要性和制度建設了然于心。
在主政地方時，李克強多次要求著力提高領導干部的法律素質，提高依法執政、依法行政的能力。
在他擔任副總理后分管的幾項重大工作中，都重點強化體制機制革新和制度建設。如保障房建設中的產權問題、公開透明及全方位監督。在領銜“十二五”規劃綱要制定時，他特別強調，當前的改革已經到了啃硬骨頭、過深水區的階段，要堅持和完善基本經濟制度，不斷深化財稅、金融、價格、行政體制等方面的改革。“改革的時間窗口往往稍縱即逝，要注重搶抓時機推進改革。”
在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工作座談會上，李克強提出，改革的突破口是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日前出臺的新一輪國務院機構改革，鐵路政企分開，能源、食品藥品等領域整合監管力量，轉變職能和理順職責關系成為重點。
除了鮮明的“改革”宣示，李克強對于“市場”的重視也是一以貫之。
2012年12月的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調研座談會上，李克強要求參會的中央部委和地方負責人認真研究鼓勵民間資本投資的政策。他說：“一些領域的盈利虧損，可以讓民營企業來投資、承擔。而政府要做的，是把握宏觀，把握經濟總量。”
半個月后的長江流域改革與發展座談會上，他又提出：“政府的行政力量很難替代市場，我們倒不如專心考慮如何創造好的發展環境，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作用。”
李克強擔綱的幾項重大領域改革仍在進行時，水深流急，還需謹慎打磨。而2.0版的“新型城鎮化”，顯然將觸及更多人們期待已久的制度革新。
有分析說，“改革”已首次超越“增長”成為新一屆領導層部署未來經濟工作時的首要側重點。人們都在期待，新任總理能夠通過革新，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找到可持續的發展模式。
拒絕改革的人可能不會犯錯誤，但要承擔歷史責任——李克強的這句話被媒體多次援引，而這也被視作他對自己和同僚的有力提醒。
讓我們回到35年前。那一年，青年李克強離開勤苦耕耘的土地，走進北京大學；那一年，就在他插隊的鳳陽縣，小崗村村民簽下了生死文書；還是在那一年，鄧小平提出“解放思想”，改革開放起步。
舊邦新命。當青年李克強成長為總理李克強，改革開放也正待增添新的意涵，期待新的制度突破。
“解放思想是改革開放的先導，解放思想重在實際行動。”李克強這樣說。（完）
